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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马正勇（广东省梅州市委书记）

　　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摆在重要位置，书中关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迈上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让群众真正说得上话，防止政策制定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军号角。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深入把握人民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是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前提。在工作中，我们要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坚持面对面的工作方式，多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倾听不同声音，提高工作的精准性，不可寄希望于一把钥匙开一万把锁。群众在哪里？在背街小巷里、乡村田野中、工厂车间内。因此，我们制定政策征求意见时，要深入基层一线、城乡社区、田间地头，虚心听取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愿。在群众面前，我们要做小学生，自觉以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

　　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防止工作落实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把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作为工作落实的重要判断标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充分地区，加快发展、改变落后是群众的最大期盼和心声，要坚定不移狠抓发展第一要务，从“过日子思维”转向“发展思维”，从“投入思维”转向“产出思维”。一方面，推进共同富裕，人人都有责，要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紧紧依靠群众推动发展，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主体作用，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发展实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让群众持续稳定就业创业，不断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子。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人人都有份，要共同把“蛋糕”切好分好。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让群众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老百姓的获得感更有成色、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对于梅州而言，要把资源要素优先用到“打粮食”项目上，特别是要落实好梅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展总体方案，建设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推动梅州加快振兴、共同富裕，既为大湾区建设拓展经济腹地，又为革命老区融湾探索路径。

　　让群众语言真正展示力量，防止政策宣传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类会议、各种场合讲话中经常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比如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诠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用“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来阐述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理想信念的缺失……这些语言都是群众语言，非常接地气，真正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文风就是作风，言之有物、表达清晰、通俗易懂，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得懂、记得住、信得过、用得上，才能提升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我们在制定文件、撰写文章时，要尽可能用深入浅出、朴实简练的文字，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不能夸夸其谈、洋洋洒洒一大堆，看似术语规范、措辞准确，细细琢磨却空洞无物。我们在宣传政策、做群众思想工作时，要多说大白话、大实话，用人民文字连接人民，用群众语言做群众工作，让群众乐意听、听得进。我们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走出“舒适圈”，少点“官气”、多接“地气”，主动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到群众家中坐一坐，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察民情、顺民心、办民事。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善于掌握网络用语，善于运用新颖有趣方式，多借助新媒体新平台，生动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地方发展的定位目标思路举措。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能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而言是为民精神与服务意识的“试金石”。每一名党员干部心中必须始终为群众留一把“椅子”，与群众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才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